政策执行主体多元化，权力向度也是多元化的、相互的，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制衡，可以推进社区教育政策执行方式呈现两种趋向，改变行政化路径依赖，一是重视建立政策执行协同机制，就是通过协商、合作、联盟等制度性安排，进行各政策执行主体协同合作的整合型管理方式。[29]有的地区建立的“社区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就是整合区域内社会力量的创新尝试。二是由“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方式转变为“上下互动”的执行方式。目前，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着重建立三个自下而上的运行机制：居民参与机制、信息反馈机制、社会监督机制，这三个机制主体是基层社区和社区居民。这种“上下互动”的政策执行模式，将促进社区教育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由任务驱动的单向行动向需求驱动的双向互动转变。
3.整合社区教育政策资源，探索政策执行利益均衡机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各团体之间为争取自身利益而互相竞争并达成妥协的一种平衡的结果。[30]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也是各方利益的整合过程。在社区教育政策执行过度行政化的体制下，社区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利益结构主要呈现自上而下的高度单一化，因此，首先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寻找各方利益均衡点。社区教育政策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就应当考虑在完成上级“任务需求”与满足“居民需求”的结合点上做文章。一是从政策执行导向上，以满足居民需求和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二是从落实政策的绩效考核上，以完成居民需求和社会需求目标任务为落脚点，通过评估主体多元化的考核制度，努力形成“政府满意”和“居民满意”的工作局面。
政策资源短缺是政策执行主体利益博弈的重要原因。[31]社区教育政策资源短缺，主要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质量的差异往往造成收益递减。目前建设社区教育资源工作需要两个强化。一是强化社区教育资源整合，利用社区现有各类教育资源，横向联合，纵向沟通，实现社区教育资源共享；二是强化发展社区教育公共资源，这是现阶段我国社区教育资源建设的薄弱环节。例如社区教育数字化平台建设中社区教育课程优质化发展滞缓。戴维斯曾说，无论对执行者的权力怎样限制，他依然具有一定空间按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行使职权。[32]因此，应当建立社区教育政策执行激励机制，满足政策执行者的合理利益，调动政策执行者的主动精神和创新意识，这是避免社区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偏差行为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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