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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遵民、赵华:我国社区教育“三无”困境问题研究
 

   作者:Admin       来源:《中国远程教育》2018年第10期   点击:
 
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在社区开辟学校“第二课堂”的社区支援学校的阶段;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全体社区居民(包括在校学生)为主要对象,实现学校、社区“双向服务”“双向互动”的资源聚合阶段;三是2002年以后,以区域内居民的个性学习、终身学习为主要目标形成的独立社区教育形态,以全方位提供个性教育与学习服务的阶段。(吴遵民,2003,pp.1-20)毋庸置疑,当前的社区教育早已摆脱了与学校教育互不关联的所谓“两张皮”的状态,而作为处在同一终身教育体系之中的两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教育领域,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也早已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以及互惠与互通的紧密关系。

  但由于国家层面“依附性”描述的局限,使得社区教育的开展受到很大制约。如指导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最新纲领性文件《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以及国内第一部关于社区教育的地方条例《成都市社区教育促进条例》,都仍然将社区教育笼统地解读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其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在国民教育体系或终身教育体系中又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即“身份”的困惑与“功能”的界定,仍都处在一种虚无缥缈的迷雾中,没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论。

  二、无固定经费来源,导致设施运作艰难

  自社区教育创建伊始,政府就在各种政策文件中强调财政经费的投入,同时要求通过实体办学来推动与教育、文化、科研等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也是构建横向连接、纵向贯通的终身教育体系的前提条件与基础。然而,这一保障措施却一直处在制度缺失、规模有限甚至局部空白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建立经费投入的有效机制。

  (一)经费来源单一,总体投入不足

  我国自2000年开始推进社区教育实验工作,《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制定规章制度,保障投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2000)。2004年,《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再次明确社区教育实验区的经费投入,须按“常住人口人均不少于1元”的标准予以投入(教育部,2004)。2010年,这一标准在《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估标准(试行)》中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如规定区(县、市)财政按“不低于2元的标准”设立社区教育专项经费,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适当增加”(教育部办公厅,2010)。但若以潜在受教育人口,也即社区常住人口计算,社区教育的经费需求都要远高出义务教育。即使这一远不足以满足社区教育实际发展需求的经费标准也未能成为我国社区教育经费投入的基本尺度,上述所列标准只是局限在一些实验区或示范区内施行。但即便这样,投入的状况也是林林总总,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有超过人均12元的,而经费为零的欠发达地区也不在少数。据统计,我国近年来教育经费的总投入约占GDP的3.59%,其中用于义务教育的占50%,用于高等教育的占45%,剩余5%的经费还要去拨付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等,最终只有极少部分被用于社区教育(张丹海,汪明骏,2010,pp.149-162)。无疑,社区教育经费的短缺已成为全国性问题。此外,社区教育经费增长速度也十分缓慢,年增长幅度非常小。调查统计显示,增长率高于国家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的仅为极少数地区,而大部分地区则处于零增长或少于10%的低增长状态,(张丹海,汪明骏,2010)且基本依靠政府的单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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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是对上海市五个中心城区五年间社区教育日常经费来源的比较,从中可以发现,其政府财政投入一般都要达到70%以上(张丹海,汪明骏,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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